一直都想写一篇关于认知和思考的文章,但对自己的斤两还是清楚的,所以不敢轻易下笔——说错话毕竟是我的个人问题,倘若传播谬误就是大大的罪过了。

寒假中,发生了许多事情,网络上的讨论气氛也空前地高涨,目睹一些充满了谬误的文章,忍无可忍,按捺不住终于起笔。修修改改拖沓至今,发出来,一是希望给读者一些新的启发,二是想各位能多多指正本文的不足。

相关性与因果性

“Correlation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never, equals causation. NEVER!”
– Prof. Tietbohl, psychology professor

有逻辑知识的人都知道,相关性是无法推得因果性的。通俗点说,因为事件A发生在事件B之前,或者同时发生,就说事件B是由事件A引起的是不靠谱的,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事件A与B并不独立。但生活中呢,有些逻辑上不合理但直觉上很自然的结论却很容易误导人。我个人很讨厌的是经常出现在杂志上的医学新发现:“某国科学家发现大蒜的食用者心脏病发生率比不食用者低10%”——这是我杜撰的,别去信它,但你能懂我的意思。当然很多类似的医学发现都很奇葩,关键在于发现者无法给出可信的证据,这也难怪有人说90%的医学研究都是错的

当然有时相关性的确是有因果性的。一个例子是啤酒和尿布的故事,将啤酒和尿布摆在一起,销量能双双攀升?直觉上毫不自然的现象,却有非常合理的解释:妇女们经常会嘱咐她们的丈夫下班以后要为孩子买尿布,而丈夫在买完尿布之后又要顺手买回自己爱喝的啤酒。在处理相关性时,一定要注意发现隐藏于事物背后的联系,如果这种联系不存在,那么因果性也就无从证得。

检验相关性和因果性,注意多次实验和控制变量。虽然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了常识,但有逻辑洁癖的人还是觉得如果不严格控制变量,这个结论还是不可靠的。日常生活中,很多变量是不受人控制的,所以控制变量法难以严格应用,这时候至少要保证多次观测。只发生一次的事件蕴含的可能性太多,但同样的事情发生100次,那么你的结论正确的把握就很大。观测时也要注意样本的可靠性/代表性,同样的现象在120次中发生100次和1000次中发生100次,可靠性是大相径庭的,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36美国总统预测

可推理与可穷举

知识大致可分为两类:科学(Sciences)和人文(Humanities)。前一种知识是精确、严格、可推导、可验证的,在可认知的范围内,基于公理定理等精确描述的规则,结论是确定的。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是Problem Solving,即在熟练运用方法前提下,找对了方向,循着规则即可得到答案。而后一种知识则是模糊、宽松、偶然性大、关联性广的,不同的情况下,即使发生类似的问题,也很难有绝对的把握使用确定的方法解决。解决人文问题的方法是Critical Thinking,即打破定势思维,挑战看似合理的假定,寻找多种可能性,寻求问题的综合解决。

定理是“无往不利的”,在遵循所有科学“规则”的前提下得到的结论,不会有人去质疑,除非将来又出现了新的“规则”。但和人相关的问题却大不相同:

  1. 大多数科学试验是可重复的,但很几乎所有人文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
  2. 科学实验是可以做到可控的,可以把无关因素的影响降到最小,但人文问题是很难控制的,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互相之间却又有影响

相对于科学的可推理体系,基于人文学科这个不可推理体系的论断,即使适用性很广,也不能说就是正确的。如果硬是要把科学的严格方法应用到人文问题中,那么就只能用不是方法的方法——穷举法:将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,然后统筹各类变量,计算最高的总体期望。但是和人相关的问题可能性实在是不计其数,穷举法根本不可能适用。即使在科学中,面对无限可能的问题,使用穷举法都不一定能得到认同(想想四色原理的证明)。

在生活中,我们听到、看到甚至亲身做的,就是在试图证明结论(往往是观点)的时候,使用举例子的方法。举例的确能增强说服力,但说服力不等于正确性,这点很多人却默认了。从可穷举的角度来讲,除非结论对所有的例子都适用,否则你的结论就是不可靠的。具体的结论还好,越是抽象的结论,覆盖的例子也越广,想要遍历所有的例子也越难。人文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无法演绎性,像科学论文那样从公理定理开始通过演绎得到结论是不可能的,这个确实无法苛求。不过,人文研究似乎有一种“找一些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观点,观点就对了”的倾向,这就值得怀疑。

突出性和代表性

现实中的问题是,很多人面对一个问题,因为一些突出的例子,加上定势思维,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。即便是意识到了有其他的可能性,也忘了去区分影响的大小。

全部是一个绝对的概念,是一个事物、问题的全貌,但往往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到它——一部分人愿意追求真相却受到客观的限制,另一部分就是主动地选择性失明了。所以,对待一个问题,至少不要从片面的部分得出结论,否则会显得非常可笑。 有香港左翼对内地游客唱蝗虫歌,就有人说香港人对内地人有普遍仇视;有狼爸训练出了北大学生,就有人说斯巴达式的教育多么有效。谬矣!其实,唱蝗虫歌的香港人是少数,狼爸鹰爸也是少数,甚至只是边缘案例,但是这些事情的非一般性反而更容易引起注意,更容易成为媒体炒作的材料。同时,这些事情也是没有代表性的。着眼点过于集中于具突出性但不具代表性的现象,就容易得出谬论。不能因为一国有几个人又富有就能说发达了,也不能因为有少量极贫人口就认为政府工作不力。

角度和立场

很少有事物简单到足以用只言片语表达,现实中的事物就更加如此,往往有多方面,需要从不同角度来观察来分析。角度是客观存在的,愿不愿意去发现和分析是人的主观选择。你从这个角度看是这么回事,但如果换个角度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前几天切尔西平曼联的比赛,从裁判的角度来看,几次关键的判罚影响了比赛的进程;从人员的角度看,切尔西伤员显然比曼联多,并且士气受队长禁赛的影响;从战术的角度看,曼联打得相对开放,切尔西则比较混乱,下半场爵爷的换人变阵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……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出发,那么分析问题就是片面的,得到的结论也不够有说服力,比如有人说是裁判左右了比赛,这是站不住脚的。

同时,我们看问题待事物总是有立场的。立场和主体相关,反应了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。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总认为朝鲜人民出于水深火热之中——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崇尚民主和分权,重视自由和人权,以他们的立场来看,朝鲜完全是不合理的存在。在争论时,有了立场的人往往选择从某些角度来看问题以支持自己的结论,这个过程甚至是不自觉的。切尔西和曼联比赛的赛后,切尔西的球迷就更倾向于裁判决定论,而曼联球迷就更倾向于实力战术论,这种泾渭分明的状况,是双方球迷不同立场的体现。

另外,还得考虑人的理智水平。人处于理智状态,就更加倾向于公平地听取不同的意见,发掘另外的可能性,思考已有结论的正确性;当肾上腺素水平提高时,人就会选择性地听取,被现状蒙蔽,批判能力下降。所以,理智和情绪是一对矛盾体。每个人都有喜怒哀惧的情绪,甚至有时会狂喜,悲愤或暴怒——感性居于理性至上的时候,理智是不能奢求的。

认识和真相

“We are captives of our own identities, living in prisons of our own creations.”
– Robert Knepper as T-Bag Bagwell

幼时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《聪明的一休》,虽然时间已经冲淡了记忆,但故事的主旨——一休的聪明才智和快乐生活——仍历历在目。所以前几天看到知乎上的这个问题,我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——事实和我相信的差太远了!

你相信的真实不一定就是事实。真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,取决于你的经历和视野。我们认识世界,是从具体的例子出发的,随着认识的深入就越发接近全貌,越接近全貌我们的知识就越可靠。由于知识可能需要经历的多次叠加才能得到,经历的增长和知识的增长也就不成正比,所以虽然总体上人活得越久知道的越多,但这并不是绝对的。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,你今日相信的一件事,明天可能就因为多了解到一些事实就不成立了——某种程度上说,我们永远都是井底之蛙。

马云说:当你成功的时候,你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。这是因为很多人愿意去相信成功是一个可以先验的东西:只要你具备了已成功者的特征,你就能成功。至少在我看来,不然,谁敢在事前就说100%能成功呢?世界是复杂的,动态的,创业失败有时就是运气不好,不是能力问题,所以那么多研究创业公司的人才会鼓励不要惧怕失败。比尔·盖茨说,给他500个工程师,他可以再造一个微软,理念很对,但你真信他?

所以,重要的是有接受事实的勇气和批判思考的能力。前者是知识增长的动力,后者是谬误的过滤器。人的成长就是不断突破自己的过程:如果你什么都不愿意去接触、去相信,你永远都只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、被蒙蔽在过往和臆想制造的幻觉中,止步不前。注意:有勇气接受事实,不代表就是接受世界抛给你的一切。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是有损耗的,即使忽略损耗,信息源也不一定靠谱——这个浮躁的时代,敢于急于发出声音的人有很多,“三思而后发”的人很少。所以,你得有一双明目来辨别美丽和丑陋,得有一对慧耳来区别乐音和杂音,得有一双灵手来亲身验证信息的正确性,但前提是,你得保持头脑清醒,懂得合理的质疑。

花花世界纷繁复杂,信息爆炸的年代,愿大家都有理性的头脑,开放的思维,求真的态度活着。